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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礼部众人，则是一副很期待的样子，如果礼部能借此机会，将天下艺人的管理权抓在手中，那么权柄将会更进一步，毕竟，艺人要是给了民籍，跟现在的贱籍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那将会是一个大群体，产出的税收额度也将不少。

    至于李龟年的老爹李景伯，则一副警告的眼神，希望李龟年就此作罢，作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一员，李龟年根本犯不着为了那些下贱人得罪这么多人。

    然而，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李龟年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完，念头就不通达，理了理思维道，“陛下，如刚才诸公所说，国家的商业发达，朝廷的税收才会更多，可是，想要商业发达，首先就要工业兴盛，否则，商人就没有商品可以卖，因为商品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国家想要发展，工业也必须要兴盛，因为只有工业兴盛了，咱们才能制造出更加精良的装备，用来抵御外敌，制造出更多能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工具，使咱们的产出更大。

    而想要工业兴盛，就必须得有足够的利益让工人们去赚取，可有了足够的利益，就会有更多的人转为工业，就好比现在的长安城内，就有不下二十万的青壮从事工业，他们的收入，大多比种田的农民百姓要高的多，这种局面持续下去，从事工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

    在臣看来，除了从事耕种的农民，其它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，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，只是工种各有不同而已，能够靠做工就赚到钱，就没有人愿意继续做农民，看天吃饭。

    另外，像这样大的一个群体，如果都用以工代税的方式交税，请问，朝廷有那么多活需要他们做吗？

    不可能的，朝廷不可能连连都开大工程，而工人们，连连都需要缴税，只有让他们正常的拿薪酬，给朝廷缴税，才是正途。

    而且，朝廷可以通过调节税收，来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数量，工人过多，就增加工人的税，降农民的税，工人数量不敷使用，就降工人的税，使他们有待遇优势。所有的人都为国家增加产出，创造价值，才算是一种最佳的状态。

    至于钱荒的问题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

    长安市面上大宗交易，都是用柜坊的存票，这些存票怎么来的，柜坊收到了钱之后开具出来的，为什么慈善署找各个柜坊提钱，各个柜坊的现金就紧张起来了？因为他们擅自具了多于存金的存票出来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一点，咱们可以不用计较，因为柜坊可能把钱作为固定资产投资，和放贷业务，资金周转不开，他们把产业变卖，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，就可以用来补足这些多开具出来的存票。

    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模式，市场上，未必就是要有那么多现金维持的，而且，朝廷要在乎的，也并不是柜坊里面有没有钱，更应该在乎的，是老百姓手中有没有钱。

    因为，只有百姓手上都有钱了，他们才开始购物消费，这样，市场所需要的货物才会更多，工商业也才能更加发达，朝廷的税收也才会不断增多，就目前看来，百姓手上的钱，还是很富余的，因为东西两市的消费很火爆。”

    逻辑推演，是后世商业管理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分析手段，李龟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讲解下来，瞬间便让刚才那些叫嚣着商业有多重要的人闭了嘴，李隆基，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还只是李龟年阐述道理的最基础，稍微歇了口气之后，他又道，“如我刚才所讲，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，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，包括艺人，他们的表演，就是他们的劳动，如果将他们定义为民籍的话，没有人花钱去看他们的表演，他们赚不到钱，自然就会去从事耕种，或者其它工商业，这是给了他们其中一些技艺不精的人职业自由。

    如果他们的表演能够赚到钱，那么，他们就能为朝堂创造税收。

    反而，奴籍的合理性，是咱们需要质疑的，是不是千年以前传下来的制度，就都是好制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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